中医药文化传播路径研究，首先需要框定中医药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将中医药本身、中医理念和中医信仰等三部分内容纳入广义的中医药文化的概念，而狭义的中医药文化的概念应当是专指中医药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形成下的文化内涵，具有专业性和学术性。因此，中医药文化传播应包含着中医本身的医学文化的传承、中医理念的传承和中医信仰的传承三个含义。对中医药文化概念和传播内容的界定旨在构建和诠释中医药文化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基础，探索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路径。本文提出，明末至民国中西医文化冲突、民国废止中医案和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冲击和影响下的以中医药祠庙为中心的中医药文化的民间传播路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
中医药文化本身具有的民族归属感，无论是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皆受到了多方面制约。中医药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传播、发展和振兴中医药事业，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要在国内外推广中医药文化，就需要提高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效果，寻找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载体，探索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路径。因此，选取合适的传播路径尤为关键。
中医药文化的概念内涵
中医药文化的定义，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广义的和狭义的。张其成指出，广义中医药文化是指中医学本身，狭义的中医药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李杰等认为，中医理论体系知识架构内存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互动，强调隐性知识是促进中医药文化和知识传承、传播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皆是从中医药本身的理论体系知识架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进行概念和内涵的框定，但缺乏对中医理念和中医信仰两个层面的内容的归纳和总结。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其兴衰虽有诸多原因，但最根本缘由在于民众的信任度。中医药本身，是对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疾病防治的完整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下的理、法、方、药完整且完善的医学体系。其传承主要是在于中医学界从医人之间的传承，是具有专业性的代际传承。中医理念，是一种建立在理性高度上，对中医理论体系的表象地理解，是在广大民众中留下概括性形象，包括中医的生命观、疾病观和养生观。中医信仰，是一种强烈的中医信念，是对中医思想及对中医药人物的信任、信奉和敬仰。清代名医曹颖甫（1866－1938）首先在《经方实验录》提到中医信仰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医药文化的概念和内涵阐述方面，广义中医药文化的概念应当包含中医药本身、中医理念和中医信仰等三个层面的内容。将中医理念和中医信仰两个方面内容纳入中医药文化的体系，丰富既有的中医药文化的内容，也有助于揭示民间传播的路径，开辟新路径。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内容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困境在于缺乏坚定文化的自信度，缺乏社会的关注度，缺乏媒体的曝光度。张宗明等认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困境的原因有思想因素、传播机制因素、中医自身因素、大众心理因素、西医冲击因素等。丁云霏从意识层面和对外传播的手段层面，强调保持中医药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的同时，更要推动中医药文化与不同医学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构建一个动态、完善的世界医学文化体系。王旭东等通过对比分析指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中医药文化自信的标志，是“中医继承传播”的基础性问题的灵魂。学者们更广泛地探析了中医药文化自身传播困境及其原因，而对其民间传播困境及原因关注较少。实际上，做好中医药文化民间传播路径系统性整理研究，可能是解决中医药文化有效传播最关键的问题。中医药文化传播应包含着三个含义：一是中医本身的医学文化的传承。二是中医理念的传承，三是中医信仰的传承。作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主要是在于中医学界从医人之间的专业性的代际传承，如家传和师授。而中医理念传承和中医信仰传承则是中医药文化民间传承的两种主要形式。中医药文化的民间传承，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是非专业性的感性认知。因此，中医药民间传播的问题包含了中医理念和中医信仰这两方面的内容。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载体
中医药文化传播载体能有形地呈现中医药的人文内涵。它往往可以更为直观可感地呈现、传递中医药文化信息及中医理念，能直接引导人民群众医疗行为和走向。张宗明认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应立足中医药文化的基本载体——中医文献。该研究在注重中医药文献的推广与传播的同时，忽略了中医文献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决定了它的传播受众是从医者和少数的中医爱好者，还忽略了中医药祠庙及相关文物和遗产亦是推广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基本载体，更是中医药文化民间传播的重要的物化呈现，它的传播受众的范围更加广泛——即广大的人民群众，乃至全世界的人民。
医学人物与患者的诊疗互动，既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医疗现象，也构建了中医药文化传播与接受的完整过程。对历代医学人物的建祠崇祀，既是基于传统祭祀文化的对医学人物医疗贡献的追思，也是民众基于文化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对中医药学的文化认同。因此，以中医药祠庙为中心的中医药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这个研究需要对中医药祠庙及相关石刻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以历代金石著作、地方史志文献记载为辅，参考历代祠祀礼制，梳理其修建祠庙原因、祭祀动因、祭祀方式与规模，探讨其修建祠庙过程中所体现的阐释方法及评判标准，进而对中医药文化的形成、接受、传播、流变过程进行深入解析，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医学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独特视角阐释基于民间信仰的对历代医学人物的建祠崇祀这一独特的中国古代社会医疗现象。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路径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以来西医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的主流，中医药逐渐被边缘化。古代中医药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成就被逐渐地淡化了。其嬗变历史原因在于：基督教的传教士借（西）医传教，赢得了日益增多的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仅仅二百多年的时间，在教会和中国政府、军界及上层人士的支持下，西医的从业者、西医医院和西医院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医，西医成为我国的主流医学。民国18年（1929），中医再次遭受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的重挫。新文化运动后中医被贬为“封建”“糟粕”和“伪科学”，更是加剧了中医学的降维打击，使中医药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总之，明末至民国中西医文化冲突、民国废止中医案和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冲击和影响了中医的发展。中医遭受到了三重严重冲击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还是在中西医冲突中寻找发展的路径。因此，从政治、宗教、医学教育等三个维度探讨这个历史时期中医药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其后来的发展历程，将有利于重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路径。
明末之前，在中西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过程中，无论是玄奘西行、鉴真东渡，还是丝绸之路，中西医学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但中医学的主流医学地位从未被撼动。中医通过自身的哲学思辨将外来医学融入中医药体系之中，都实现了外来医学知识的“本土化”。我国最早外来药专著《海药本草》刊行即是典型代表。这与明末至民国期间的中医药文化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总结本时期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益林（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益林镇）张治河在《经方实验录》序言曰“现在吾国医药日见衰颓，西洋医药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外溢之金钱，不计其数。考吾国医药，非不良也。其发明之早，成绩之优，药物出产之丰富，方剂组织之精密，允称世界之冠军。特因汉唐以降，五行之玄说盛行，学者竞尚空谈，凭幻想而用药，谓之“时方”，古人确具科学性质之经验良方，反弃而不用，造成近代中衰之现象，良可慨也。此时若不急起复古，提倡经方，使收伟大之治绩，以挽回民众之信仰，则中医必陷灭亡，民生更不堪设想。当知中医所以得长存至今者，不赖虚玄之学理，而在灵异之药效，为其能起沉疴比比也。”可见，先哲们早已意识到中西医之争下，中医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医疗行为的真实有效，而挽回民众对中医的信仰是中医复兴的关键。
两个方面重构中医药文化自信
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较为迟缓，其传播的路径缺乏多元性，在国内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在国际上无法得到诸多医学工作者的共鸣。中医药文化走出传播困境，必须从医学理念和医学信仰两个方面重构中医药文化自信。目前，学术界已基本厘清明末至民国中西医学抗争史的冲突过程和冲突结果。从明末至民国这段历史时期，比较研究中西医文化的传播路径，客观地分析中西医抗争史，是解决重建中医药文化自信的关键问题之一。然欲回答造成这样冲突结果的原因，中西医学的传播路径，尚需从学术圈、社会界、政府管理等层面对当时的中西医学认知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尤其需要从医学信仰和医学理念的角度进行深入挖掘，才能结合相关史料钩沉探隐，全面把握中西医学较量的总体全貌。
本文作者：刘学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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