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57岁的“盲人”教师文轩接受电视台采访,他站在湖北利川团堡初中的公示栏前,双眼眯着,脸上带笑,感慨自己还有三年就退休了。文轩20岁从教,28岁患上眼疾,不得不拿着放大镜教书,到了47岁,“只能看到一丝光亮”,便把课本背下来,“闭着眼睛教书”。
“只有三尺讲台才是我书写人生的地方。”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文轩对这份职业表达了不舍。他现在是学校历史老师,教着两个年级300多个学生。但终究要准备面对离开讲台的时刻了。回望37年教书生涯,文轩难掩自信。“我没有因为失明而误人子弟。”文轩说。
背下六本教材,“闭眼”教书
文轩生于利川农村,因家境贫寒,深知教育方能改变命运和家乡境况,打小向往“传道授业”的教师职业。1982年,文轩得偿所愿,从利川师专历史专业毕业,进入团堡初中成为一名语文教师,随后又获得了湖北大学函授本科学位。
1992年5月,文轩所带毕业班即将面对中考,他某日突然发现“看不清书上的字”了,就医后被确诊为彼时尚无法治愈的“眼球黄斑变性”,“五十岁之前会彻底失明”。“痛苦啊绝望啊都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想法,我那时候一度想自杀。”文轩告诉澎湃新闻,他从医院一步步走到当地的清江桥上,但又觉得好傻。“匆忙结束一生,太没意义了。”
在亲友劝慰下,文轩回到学校,继续坚持上课。“不做老师的话,我能做什么呢?我想不到。”看不清字了,文轩便买来放大镜。团堡中学副校长李锦平已经和文轩共事二十八年,在他的印象里,患病初期的文轩无论在教室还是在办公室,总是拿着个放大镜。尤其是夜晚,文轩就着台灯的亮光,将整张脸贴在放大镜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视弱后的时间仿佛变得很慢,从教师宿舍到教室,两百米不到的距离,文轩要走上8分钟。更折磨他的是,原先只需一小时改完的作业,患病后要花上三小时才能勉强完成,备课时间也翻了倍。因为语文课的文本长,文轩无法有效备课,导致课程进度受到影响。
“我上课一直是行云流水的,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挥洒自如了,这是最痛苦的事。”1993年,文轩向学校提出申请,改教工作量相对少一些的历史。但随着病情加重,书上的字即便透过放大镜,对文轩而言也“越来越模糊”。到了2009年,文轩眼疾严重到只能“看到一些亮光”,成了一名“盲人”教师,放大镜也不顶用了。
看不清、看不见,那就背下来。文轩买来智能音箱备课,将需要用到的六本教材全部背了,此外,他也听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等与历史相关的音视频节目“充电”。遇到重要内容一遍遍录下来听、记,熬夜备课也成了家常便饭。“书都在我脑子里了,几页写了什么我都记得清楚,这样就运用自如了。”文轩说。
“没有因为失明误人子弟”
对文轩来说,背书不算难,难的是怎么给学生上课,让孩子们愿意听,并且听得懂。文轩告诉澎湃新闻,他没有因为“失明”而误人子弟。对于自己的授课水平,文轩颇为自信,自称“教得很好,甚至教得比别人更好”。被人问到“为什么学校不换历史老师”这一问题时,他甚至会“生气”,觉得这是对他的质疑。
他的底气缘于所带学生的优异成绩。“我不谦虚地说,完完全全可以用名列前茅来形容。”文轩称,团堡初中共28个班,在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文轩所带的三个毕业班历史平均成绩分别位列全年级第一、第三和第四。2018年6月的中考中,他的学生中甚至有人取得历史满分的成绩。
这些成绩得到团堡中学副校长李锦平的证实。他说,文轩的业务能力“全校有目共睹”,每届新生见到这位“盲人”教师,班主任都会给大家先吃一颗“定心丸”,称“被文老师教是你们的福气”。
也有学生在刚接触文轩时心里会“打鼓”。该校一名学生唐灿告诉澎湃新闻,同学们之前“没有见过盲人教书”,甚至连盲人都很少接触。“大家习以为常的板书和幻灯片肯定也没法用,所以看着讲台上这位‘闭着眼睛’的老师,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但上了几周历史课,唐灿的疑虑逐步打消,觉得文轩上课“生动有趣”。
“我教书这么多年,现在很多学生的父母都是我的学生。”文轩认为,和学生、家长建立信任并不难。在课堂上,他尽力将自己失明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多次听过文轩历史公开课的李锦华认为,“文老师的语言表达和肢体动作完全弥补了师生眼神交流的缺失”。
“我把课上得吸引人了,知识点延伸出去,给他们讲点历史小故事,开小差的同学就少了。”
上到开元盛世的章节,文轩和学生大侃唐玄宗轶事;而在丝绸之路部分,文轩将当下大热的“一带一路”联系起来,深入浅出地帮助学生加深印象并理解透彻。
这样博贯古今的上课方式得益于文轩“为了避免原地踏步而努力积累”。他让家人和同事下载了不少史料音频和历史书的录音材料,一有空就反复听,直到理解、记住为止。平时在家,他喜欢听《百家讲坛》、《国宝档案》等历史文化类节目。李锦平称,文轩就是“一本活的历史宝典”。“我家和他家曾一起自驾去九寨沟旅游,一路上文轩都在讲历史故事,大家伙也听得津津有味。”
“退休后想继续教书,比空度时光要有意义”
现在,文轩克服了最初失明时站在讲台上的“心虚”,面对“讲台下朦胧的一片光”,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必考虑课堂纪律失控。“因为历史课很好玩,所以大家基本也想不到开小差这种事。”文轩解释。
课堂“板书”依然是文轩深感棘手的问题。他说,只有遇到学生不认识的生僻字词时,他才凭着感觉写在黑板上,随后再口头描绘每个字的偏旁部首。多数时间,课堂教学还是以口述为主,重点部分文轩会降低语速,重复三四遍,直到确认学生能够掌握为止。
“学生在老师眼里不过是百分之一,但孩子在父母眼里却是百分之百。”文轩想,如果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能够有一丝一毫积极的改变,学有所成之后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也许就能让一个人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发生改变。这是当教师最有意义的地方。”
李锦平说,校方曾担心过文轩的身体状况和视力问题,计划减少他的工作量,比如只带两到三个班,但被其拒绝。“他觉得满满当当的工作量让自己感到充实、幸福。”李锦平坦言,对文轩老师的教学,一开始是有隐忧的。“但后来看到文老师状态很好,学生也很喜欢他,还有班主任也抢着要文老师教他们班,也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文轩妻子在利川市疾控部门上班,儿子在利川文斗乡任基层公务员。他平时就住在学校,周末才会回家。“毕竟学校里亲人多嘛。”在文轩心中,身边的同学,老师都是他的“拐杖”,更是他的“亲人”。
学生唐灿几乎每天都会和其他同学一起,陪着文轩老师去食堂吃饭。到了教师食堂,也总会有同事过来将他领到座位上。李锦平告诉澎湃新闻,“文老师身边总是热热闹闹的,学生也不像扶病人,就是一群朋友在谈笑风生。”
“他们就是我克服教学和生活障碍的动力。”这些年来,文轩对学校的“坡坡坎坎”已经足够熟悉,“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退休以后再继续教书,这比我在家里空度时光要有意义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