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经典及历代医籍所载的数字记录，是医学史的原始数据资料，值得进一步发掘。有学者提出引入计量史学方法研究拓展中医史学。围绕如何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于中医史学研究、未来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医学创新发展等问题，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教授杨奕望发表了个人观点。
杨奕望说，与国内外计量史学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历史学科专门史分支的医学史，30余年来涉及计量史学的统计分析或理论探讨可谓凤毛麟角。事实上，包括中医药文献在内的我国历代典籍包含大量数字信息，为计量史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数据资料。早在秦汉时期，中医典籍形成之初，就录有丰富的人体数据。例如，《灵枢·骨度》以骨节为主要标志，测量周身各部的大小、长短，后世依据这些长度数据，按比例折算尺寸，作为定穴标准的方法，遂称“骨度分寸法”。《灵枢·平人绝谷》除长度数据外，还有容积计量。在长度、体积的基础上，《难经》又补充了脏腑的重量参数。
它们或许并非精准无误，仍待推敲、核实，但提供了医学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素材，成为现今认识、了解古代医学发展的珍贵史料。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较多关注《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的“象数”思维及其推衍，而医籍中的人体数据往往也具有“数字”的实性特征，值得重视。例如，《灵枢·肠胃》讨论“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咽门）至胃长一尺六寸……小肠……长三丈二尺。回肠……长二丈一尺。广肠……长二尺八寸”。以《灵枢》数值推算，食道与下消化道长度比例为1.6∶（32+21+2.8）≈1∶35，这与现代解剖学1∶37的比例基本吻合。显然，中医典籍的数据绝非主观臆测，真实测量所得的数据不在少数。
以计量史学方法推进中医史学研究，应该在全面搜集中医典籍数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类、归纳整理，逐步尝试开展中医史学的计量史学方法研究。当前计量史学分析法在经济史、政治史、人口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研究中的运用成绩斐然。结合中医史学的自身特色与传统优势，可以考虑在我国古代及近现代瘟疫史、历代医政制度、中外医药交流史、中医教育史等研究领域，探索运用计量史学方法。
例如，以计量史学方法研究我国古代、近现代瘟疫史。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瘟疫，与人口衰减、社会变迁、王朝更迭等历史问题休戚相关。不少历史学者选择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为切入点，以人口史、社会史、政治史为视角进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再如，以计量史学方法研究历代医政制度。我国史书、典籍记载详尽，包含大量机构种类、人员数量的数据。确切的数值使清代太医院的规模大小、人员变动、职位迁降等一览无遗。
还可以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医教育史。众所周知，唐代太医署规模庞大、分科明晰，并且具备医疗行政、医学教育多种职能。唐代太医署的医科学生细分为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5个专业。唐代《医疾令》保留有专业分配规定：“诸医生既读诸经，及（乃）分业教习。率二十八（人），以十一人学体疗，三人学疮肿，三人学少小，二人学耳目口齿，一人学角法。各专其业。”
总之，将计量史学方法引入中医史学研究之中，用可靠的数据让定量研究更加精密、明确，改变了过去以定性分析为主的叙事描述，让研究得出的历史结论更具科学性，实现了质和量的统一。同时，应用计量史学有助于研究者改换视角，拓宽思路，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加深对医学发展、医学史的认识。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将引导中医史学研究步入更加广阔、更加深远的领域。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明海英）
（d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