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医人有坚定的中医文化自信，但中医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我们认为，中医文化自信的底气在于中医不是少数几个人凭空创造的，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总结形成，并经过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的学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中医药学固有的基本属性之一：实践性。中医从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创立辨证论治体系，到金元四大家展开的理论争鸣，再到明清以后温病学说崛起，再到现在与现代医学的不断碰撞、交流、结合，中医的发展从没有停滞，中医的实践没有停止，而是一直在中国独特的大环境下不断进步。
中医药是实践中创造的
通过对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发现，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医疗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特点考察，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最基本的特点，即是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客观认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历史继承性。以实践而论，中医学源于防病治病的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中医有自然科学的属性是无疑的，其有实践性也是无疑的。
中华民族有长期的医疗实践活动
早期人类生活在“人民少而禽兽多”的自然环境中，难免因狩猎采集活动而受伤，部落间的残酷斗争也时常导致肢体损伤，环境的恶劣变化可导致传染病。病痛和损伤驱使着人们不断寻找方法解除痛苦，这些早期医疗实践活动从中华大地上有了先民生活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先民的医疗实践活动累积了许多医药知识，这些事迹口口相传不断演化，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文化故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等。这些故事既表明了中医药医疗实践活动早期的面貌，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中医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的。同时其他的生产生活也促进了医疗实践活动的发展。如对动物的宰杀食用使先民对各器官的解剖结构有充分了解；古代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可以准确地计算年月，先民通过观察总结不同时间人体的各项生理变化，进而将人体的各项生理活动与四季进行抽象联系。
长期的医疗实践活动总结形成了中医
由于缺少翔实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秦汉以前先民的医疗实践已有许多无法考证。但秦汉以后，中医典籍留存丰富，我们从这些中医典籍中也可以发现中医药的理论和方法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黄帝”“岐伯”等少数几位“知名人士”天才般的创造而来，而是通过反复实践中来的。中医理论从实践中得来之后又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如中医基本理论中关于“五脏六腑”的认识。《灵枢·经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可以看出早期中医对五脏六腑的认识是通过解剖学得来，认为“肺主气司呼吸”“肾者主水”“胃主受纳”“大肠传糟粕”都是通过具体观察而得出。又如中医理论中“玄之又玄”的经络，通过梳理总结中医经络学说的文献可以发现经络学说也是逐渐发展的。早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就记载了较为详尽的经络循行，但此时还只有11条主要经脉，且所记录经脉均循行在体表，没有和体内脏腑建立起联系。到了更晚期的《黄帝内经》就记述了人体12条正经以及奇经八脉的循行，建立了12正经与内在脏腑的对应联系。又如中药，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本草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但是在《神农本草经》之前就已经有较为丰富的中药学知识，并用于临床治疗，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中就记载许多中药。《神农本草经》载药365味，后期本草学不断发展，到唐朝官方修订的《新修本草》收载840余味药。再到被誉为古代百科全书的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了近两千味中药，其不仅记载药味数量多，而且条目分类极为科学，主治功效一应俱全。这些增加的中药都是历朝历代中医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得来。因此可以认为中医的基本理论、治疗方法、治疗手段都是通过不断实践总结，验证其疗效而发展出来的。
中医在现代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进入近现代，中医药受到西方医学巨大冲击时，但屹立不倒，凭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有疗效、对人们防病治病有作用，是中医药持续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前提。中医的疗效，是只有在将中医运用在临床中才能观察得到的。临床是什么，临床就是中医的实践，中医要发展要立足，一刻也不能脱离临床，也就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中医自古以来就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如谈及对脉象的把握“心中了了，指下难明”，强调要在实践中体会总结；古人早有“熟读王叔和，不知临证多”的体悟。以国医大师熊继柏为例，其13岁时接受中医启蒙，16岁即独立行医，后从未脱离过临床，一直在临床一线亲自问诊处方，并不断学习总结提高，其不凡的临床疗效其凭的就是不断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掘的中医药理论。有中医学者也认为中医人才培养应该“早临床、多临床、反反复复临床”，强调中医实践的重要性。中医的理论、治疗思想、名家经验等只有通过临床才能验证其有效性。如果脱离临床而谈中医，只会陷入谈玄说空之中。中医的临床有效性，是对中医“不科学”、中医“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好反击，通过不断临床提高中医疗效的实在感知，认识到中医的临床有效性，是培养中医文化自信的重要法宝。
中医药在实践中不断革新发展
只要回顾中国医学史就会发现，中医在面对新问题时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修正自己的理论，其变化主要表现:第一，辨证论治体系不断发展。汉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授以辨证论治之法，并首创六经辨证治疗伤寒。到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对不同病机进行深刻的阐扬，以病机为核心开展辨证论治。刘完素提出火热病理论，倡导寒凉治疗；张从正创“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攻邪学说，倡导攻邪治疗；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倡导从脾胃论治；朱震亨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倡导滋阴治疗。清代温病学家又针对当时疾病特点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第二，中医学科不断分化，理论不断进步。中医理论上的重大进步如温病学说的形成。《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虽然可以指导外感疾病的治疗，但是“详于寒而略于温”，其理法方药并不能覆盖温病所有病证、全过程的治疗。明末清初医学家吴有性提出了“戾气学说”。吴有性、叶天士、薛雪、吴瑭等一大批温病学家提出了关于温病的理论与方法，如卫气营血学说、三焦学说；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方法；清热解毒、透邪外达、养阴生津等特色治法；银翘散、桑菊饮等温病效验方。第三，对既往错误观点不断修正。如清代王清任有感于《内经》解剖记载的错误，发愤研究解剖生理，用三十余年的时间著成《医林改错》一书。在书中他大力倡言解剖，并试图以自己的解剖发现说明人的生理现象。此外，中医药也在极力运用现代化仪器、方法对现有理论进行检验和发展新理论。在实践过程中，以传统中医药理论和丰富的临床实践为基础，遵循“与时俱进”的思想，既继承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精华，又不断创新，借鉴现代医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理论和国内外天然药物的研究成果，多学科融合，多种技术结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中医药发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我国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的医学科学。几千年来,中医药作为抵御疾病、维护健康的重要手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高于临床同时又指导临床实践，实践出真知，中医没有临床实践很难体会其中之奥妙，只有加强临床实践，才能对中医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纵观历代名家成长之路，无一不是在临证中摸滚、跌爬，用心所体会，总结经验，精通临证而功成名就，如国医大师李振华17岁随父从侍诊到试诊、试方再到独立诊病，从医60余年，刻苦钻研，精心临床，行出真知，名扬内外；周仲瑛十余岁时即涉猎群书，经常跟父出诊，不到20岁既开始临床，不论亲疏，不避污秽，终成大家，如此之例，不胜枚举。名家李辅仁先生总结自己的成才之路，提出“中医学是实践医学，晦涩抽象的中医学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之观点，
中医是一门实践科学，理论与实践，中医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沟通，一直以来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论题。中医药学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亚洲乃至世界医学都有过巨大影响。然中医药发展不尽人意，究其关键原因，是理论滞后,临床萎缩,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中医要发展，需要发展和创新理论,并把理论不断运用到人民健康、防病治病的实践中去。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是促进中医事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有几千年的实践经验，是对中医的准确定位。近来有人批评中医，认为中医范式与现代医学不一样，进而推导出因为现代医学是“科学”，中医与其不同所以中医“不科学”。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医所采用的思维方式、理论模型、论证方法从古代发展而来，与现代科学范式有很大不同这是事实。这种范式的不同，与中医采取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不同、医学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是中医利用当时已有的思想资源，结合自身实践中总结得到的，中医药是从实践中产生、实践中发展的，整体而言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因之可以说实践性是中医的本质属性之一。（何清湖 湖南医药学院 曹淼 陈小平 湖南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