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主义盛行的现代背景下，哲学的“生存”甚至成为面临严峻挑战的问题，“哲学科学化”被卷入为哲学发展的强势方向。为了划清哲学和科学的不同领地，出现了以申辩哲学的“生存权利”为出发点的理论思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哲学知识论”的立场，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解释性的知识，而把科学视为各种特殊领域的知识。但基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视角，最终的后果是哲学往往被理解为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从而导致哲学再次滑入以科学为标准的评判轨道。若哲学无法呈现出科学的特性，似乎就应被诊察、纠偏，乃至被消解。与此相应的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副产品说”，就改变传统意义上哲学和科学相互理解的关系，不再重视哲学的独立地位，进而把哲学变成科学的“副产品”。申辩哲学“生存权利”观点的出现，表达了哲学在现代思潮中的艰难求索，不过无论是“哲学知识论”立场还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副产品”说，都表现出“哲学科学化”的偏颇取向，并没有确立起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并不是只有跻身或依附于科学才能证明它的价值。现代科学前沿的新突破（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论、协同论等在现代科学理论中的不断应用）亦呼唤对哲学的重新重视和理解，两者平等交流与对话，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包容和共进。
当代哲学“生存权利”的申辩观点可为重思中医学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新视角，以哲学思维和哲学学说建构理论基础的中医学，也为理解哲学的生存权利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摆脱“哲学科学化”，超越哲学对科学的单向依赖关系，有助于重新树立中医学的主体地位。中医学的两大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这两大特点鲜明体现出哲学思维在中医学的具体应用。整体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人体各部位及其内在各环节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保持协调平衡，人体局部出现了病变与全身的脏腑、气血是相互关联的，诊断时可以根据外部的状态辨析内部的病变，也能从局部的病变提出整体治疗方案；二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中医学将人与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存有连续体，根据自然的变化来对人体状态进行相应定位。辨证论治是中医对疾病的特殊治疗方式，分为辨证和论治，辨证是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式辨明病因，面对同一疾病证候相同，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式，证候不同则采用不同治疗方式；论治是中医根据病人个性化的身体特征，在临床上确定有针对性的诊治方案，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两大特点所反映的整体论、系统论以及辩证思维、关系思维相辅相成，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学说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构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框架，也为中医临床实践提供着丰富的思想启示。
从当代哲学“生存权利”重新思考“中医范式”，既应在向哲学思维和哲学基础的回归中实现传承，又要在守正中促进中医药不断走向现代化。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能随时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正是在坚守其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学说基础上不断融汇创新的结果。可以说，中医学的历史正是一部守正创新的历史。从《黄帝内经》融汇当时最深刻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奠定起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到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古代中医理论（火热说、攻邪说、脾胃说、养阴说）持续性的与古为新，再到现代中医学（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针；整合医学、精准医学等发展趋势；青蒿素、靛玉红等的成果应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放与接纳，中医学始终在不忘本来与面向未来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着自己的内在更新。融汇现代科学技术是“中医范式”坚守其哲学基础上加以守正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医哲学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本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如现代医学“社会—心理—生物”的一体性发展态势正是中医整体论的体现，中医学的个性化治疗也呈现出精准医学的理念特征。同样，创新亦离不开守正，例如中医全科医学是将全科医学观融入到中医学体系中，其医学理论是立足中医学整体论的哲学思维来建立的，或者说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效应用须是反映着中医哲学思维的内生与接榫。
从当代哲学的“生存权利”重思中医之道，既注重继承自身的哲学基础及理论体系，又对现代医学科技保持开放与包容。中医哲学基础与现代科学技术既有方法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这既有利于保持与挖掘中医学中本有的思想精华，也能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不断促进中医的范式更新，开拓中医药现代化的道路。对中医学而言，只有在守正的基础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吸收才不会跑偏。中医学传统中包含有大量智慧理念和实践经验，这些宝贵的理念和经验可以作为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总之，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辩证统一，守正和创新有机结合，使中医学在现代化的更新进程中，仍葆有中医学的范式特色，或不失为中医学发展应取之道。（张苏 程旺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jt）